2020 至今，新冠疫情肆虐全球，美國疫情確診和死亡人數目前居全球首位，且死亡人數已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美國總死亡人數，英國則是已進入第三次封城。從新聞畫面，可見各國全副武裝的醫護人員，在起霧的護目鏡後流淚、徹夜工作瀕臨崩潰、因擔心不慎使家人染疫而睡在醫院裡自我隔離、醫療資源供不應求等各國醫院宛如戰場的慘況。
正是在這個非常時期，越來越多歐美學生積極投入醫療相關的職業訓練：根據《BBC》報導，英國報考護理學院的人數，較去年上升了 2%；而根據美國醫學院學會（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，簡稱 AAMC）的統計，全美醫學院所收到的申請較往年多了 18%；其中，史丹佛大學醫學院收到的申請件數，較往年多了 50%，換句話說，高達 11,000 人競爭 90 個名額。
「佛西效應」：越危險，越要站上前線
這樣突然對醫療行業趨之若鶩的現象在美國被稱之為「佛西效應」，命名自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‧佛西（Anthony Fauci），意指在美國疫情波動不定、政府因應不力之下，民眾在看到佛西對防疫的領導和專業的剖析與見解、高調反擊領導人缺乏公衛素養後，燃起捍衛國家和世界健康的使命感。「佛西效應」就好比美國 911 事件後，男女從軍人數暴增──只因在看到人民受苦後，紛紛想投筆從戎、衝鋒陷陣，為國家貢獻心力。
許多人心中本就有當醫生或護理人員的夢想，但因為糾結於必須付出的時間、社交、經濟等代價而躊躇不前，新冠疫情似乎意外的推了這些人一把──在新聞訪問中，許多即將進入醫療行業訓練的學生，紛紛表達促使其申請的共同原因：媒體和從醫朋友轉述的險峻醫院實況，反而使他們更想要盡快投入這個行業、與前線醫護人員同舟共濟。
未來類似、甚至更嚴峻的全球疫情一定會再次發生，而他們不願再次體驗這次疫情中的無力感，期盼在下一波疫情來臨時有能力挺身而出，站在第一線支援。對他們來說，這是一種榮譽、一種義務。
同時也有學者提到，疫情影響了整個就業環境，打亂了許多學生原本畢業後的安排，使得學生有更多時間思考人生志向，並且心無旁鶩地準備繁複的申請資料。投身醫學正是許多人深思熟慮後的決定，並非考慮欠周的一時衝動。
這些新聞報導不禁使我想起在劍橋國王學院外，遊客和學生來回穿梭的石頭地上，那個被鮮花圍繞的中國吹哨者、那位戰疫前線的犧牲者──李文亮醫師的遺照。356 年前，在這同樣地方，黑死病（倫敦大瘟疫）也曾經橫掃劍橋。當時的他們，除了隔離、宵禁、封城之外，沒有疫苗、沒有醫療科技，只能用像是抽菸草、用醋消毒錢幣等偏方對抗隱形的敵人。
身在相對安全的台灣，想起這些抗疫歷史，再回頭檢視自己即將披上白袍的身分時，我腦中不斷浮現台灣朋友和家人的話：「美國疫情這麼嚴重，你以後就是在最前線耶，好恐怖喔。你確定你真的要去念醫學院嗎？當醫生真的很辛苦，現在後悔都還來得及，不要怕沒面子。」
在劍橋與世界人才交流，反思醫師的刻板印象
這樣的問題，我想過很多次，也想了很長一段時間。留在美國念兩年生物醫學相關研究所、到醫療相關非營利組織工作、做醫學抄寫員（Medical Scribe）等短期工作是醫學院預科生（Pre-Med）在大學畢業和申請醫學院之間幾年的常見選項；但我卻選擇遠赴英國劍橋大學攻讀流行病學研究所。這樣的決定無非是希望接觸相關但不相似的領域，同時也脫離醫學院預科生的同溫層，前進英國歷史悠久且具有古典學術氛圍的環境裡，和來自世界各國的人交流，同時給自己緩衝和沉澱的時間，尋找自己是否該從醫的答案。
所上約 30 位學生，年紀 21 至 50 歲不等。約有 5 位執業 5 到 10 年不等的英國、日本、奈及利亞醫生。除此之外，還有英國骨科博士、英國公衛部門策畫人，和來自美國哈佛、普林斯頓、耶魯大學的畢業生。午餐時間好比一個商業社交大會，大家總會坐在休息室聊聊各自的工作和學習經驗，以及就讀此系所的原因。
那位日本免疫風濕專科醫師是為了能更專精於自己的職業領域，澳洲醫師是為了拿學位回國升主治醫師，有許多英國醫師則是受夠了英國醫療體系，在認知和現實失調中預備轉職做研究，分享中還毫不留情地加了幾句對英國國民健保署（NHS）的抱怨，頻頻感嘆其換算時薪比一個麥當勞店長還少。另外一位就讀醫學院第 5 年的劍橋醫學生則是熱愛自己目前天天去醫院巡診、上課生活。這些真實的經驗分享，讓我不禁反思從小被社會和家人灌輸的醫師刻板印象：
醫師這個「符號」在東西方都有些相似的意涵：崇高社會地位、成功人士的代稱和非富即貴的象徵。在生活層面，Netflix 實境節目《璀璨帝國》（Bling Empire）裡 Christine Chu 的老公 Gabriel Chu，一位加州整形外科醫師，呈現了極端的醫師家庭在亞洲圈的炫富行為，開特斯拉上班、輕鬆擁有好幾棟邁阿密度假小屋的美國醫師也比比皆是。而在商業層面，只要冠上「醫學權威認證」的產品總是熱銷，「醫生推薦」的生活方式總是被當作聖旨、在長輩的通訊群組中廣為流傳。
當然，從古至今，東西方也有眾多投入無國界醫療、到窮鄉僻壤義診、身著簡樸的醫師。然而，這樣的形象似乎只在偉人傳記、歷史課本或特定雜誌專刊中可見。現今媒體較少宣揚醫師光鮮亮麗的背後，過人的耐力和堅毅的人格特質、仁愛慈悲的心腸，和甘心犧牲的生命志向。也因此提到這個職業，社會大眾往往還是會直覺地與名利或權威連結。但其實，世界各地醫療教育體系的差異，往往也會影響「成為醫師」的動機，其中可能並不盡與刻板印象相合。
醫學教育體系不同，申請動機也不同
英國醫學教育體系跟台灣較相似，都是高中畢業後直接進入的學士醫學。美國則為「學士後醫學」，大學 4 年後再申請的專業訓練學科，賦予學生多一些時間認識自己、探索自己的興趣。雖然 22 歲再深思職涯規劃也不一定較清晰準確，但能在 18 歲時，透過高中教育就清楚立定志向堅毅不搖的，的確為少數。
根據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，美國醫學院學費平均一年美金 $18,808 至 $68,886（折合台幣約 52 萬至 191 萬元） 不等，醫學生畢業後平均負債 215,900 美金（約 600 萬台幣），平均需要 13 年才能還完學貸。學士後醫學也將最早能當上醫師的時間拖到約 30 歲。同時，申請醫學院不是只看指定考試（MCAT）成績，更看重課外活動、申請動機、特殊生命經驗、面試等多元審核，門檻極高。錄取率因學校、種族、國籍有關，最低至 1.3%。
再者，美國有許多相關職業，像是醫師助理（Physician Assistant）麻醉師（Anesthetist）護理醫師（Nurse Practitioner）等等，相對能涉入醫療界的管道較多，並不是非要念醫學院才能「幫助人」、「救人一命」。這些相關職業的訓練和醫學訓練相比，時間較短，學費較便宜；執業後，也較能達到工作與生活的平衡。醫師在醫療團隊中擔任的角色是在希望渺茫之際鼓舞士氣、在各種危急情況下處之泰然的領導人，在時間、金錢成本和入行門檻的考量之下，相對代價較高。
也因為醫學教育體系、申請資格條件和醫療制度的不同，醫學院吸引到的受訓學生人格特質也有些微的差異。普遍來說，台灣吸引到的醫學生多數為頂尖且聰明、會分析、懂思考、會考試、舉一反三，也往往能訓練出醫術高超、效率極高的「醫身」型醫生。
而我所接觸到的、被美國制度吸引到的學生，很多都對醫療改革、醫學科技和技術精進有夢想，著重醫病關係，常以社會經濟、身心健康、個人意願等角度提出適合的醫療方案。這樣的風氣和文化，以及豐沛的研究資金和資源，往往能造就推動醫療科技發展和全人照護的「醫心」型醫生。因此，相較於台灣和英國，在美國，「執業後慢慢愛上這份工作」、「沒什麼喜歡不喜歡，有能力，就做」、「分數考到就念了」的從醫動機，我個人較少聽到。
當然此處絕非否定台灣醫師的專業和動機，只是就個人有限的經驗，試著分析為何在美國，有那麼多人在面臨疫情的此刻，有更強烈的動機選擇這份職志。
另一方面，在疫情揭露了許多醫療人員的辛酸故事之時，也開啟了許多不同能貢獻於醫療的管道──如投入生醫、研發疫苗、研究與擬定防疫政策等，多樣的可能性也促使世界各地懷有醫療夢想、但尚未入行的人進一步思考：醫師熬出頭後至少 6 位數的收入、10 幾年的訓練才嚐得到的甘甜，真的能換取你認為有價值的財富和社會影響力嗎？醫生／護理人員的救人方式、能夠促成的改變程度，是你想要達到的成就與貢獻嗎？
當逐漸走入後疫情時代，在我披上白袍、說出希波克拉底誓言前，在夜深人靜、能收起「官方說法」的時刻，腦中那在面試官和醫學生面前那樣肯定、自信、誠懇的表達我這個台灣人想在美國接受醫學訓練的理由和決心，依舊清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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